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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界热消息:回望来路⑫|赤土:消失在空气中

2023-04-23 12:09:51 来源:百度新闻

赤土在我的生活中已经褪去它强制性的色彩:阳光下泥土夺目的、粉末状的红,随之褪色的是我的记忆。童年时代在意识中已经变成屈指可数的碎片。每当我试图探寻这些碎片与周遭事物的关联,发现它们突出在时间之流上,因其突兀而显得不成比例。隔着夜雾一样模糊又不可捉摸的意识——也许是记忆,也许是梦境,也许兼而有之,这类碎片出现在面前,如同夜航之人面前闪出一座冰山,差不多要发出惊呼,但同时又有碎片在面前崩解,人物、结构、因果和时序百不存一,如同文字被涂黑的书页,明明有些什么在其中,影影绰绰,召唤你去读解,但不管费多少时间,不管如何苦苦思索,终于不能读解出任何东西。

后一种情形带来的惊惶,比前一种更鲜明,更无助。凭借这些碎片,终究不能将回忆变成前后连贯的叙事。就算为此仔细寻访,再凭借今时今日的经验和阅历,推算出寻访不得的若干事件的前因后果,辅以社会史的精细考证,为此推算添加许多富于形状和色彩的细节,然后用某种哲学辩论去模糊记忆与想象之间的界限,最终仍不过是徒劳。

有时不免气馁地想,生命是一场遗忘。费时费力,只为了得到一个字:。無,就是写在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的墓碑上的那个字。2017年我们在镰仓,曾顺便去圆觉寺寻小津的墓地。庙里很安静,坐在台阶上休息时,一条青蛇从孩子身后游进了建筑台基。九月底,关东的暑气还没有散尽,圆觉寺冥寂的气息中有一种草绿色的潮气。路旁灌木和草丛中斜靠着没有完工的石刻和木雕佛像,在时间、空气、风和水的作用下漫漶蛀蚀。这诸法无常、缘起缘灭和成住坏空的开示很是触目惊心。我心里想着德国导演文德斯纪录片中小津的墓地,随小路转入山坡上的墓园,里面碑石林立,一时竟失去了目标。


(资料图片)

这种失去目标的感觉在2000年代后期曾经非常明显。我和身边许多朋友经历过两次叛逆期。第一次发生在1990年代前期,也就是我们的青春期;第二次发生在1990年代末,一直延续到2000年代。在后一次叛逆期里,对外部真理的反感和叛逆,在精神和行动上挑战历史决定论和目的论,成了我们的成年礼,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从此弃绝了非时间和超历史的真理观。相反,生活后来把我们中的一些人带到另一些真理(大厦、教堂或洞窟)门前。这些建立在内省和反观之上的真理体系,帮助他们抚平了2000年代变化无端的世界施加给他们的心理压力,并最终促使他们走上了很不相同的路。因此,当这个时刻来到我面前时,我已经清晰地知道那意味着什么。

2008年5月12日下午,我正在上海一栋21层写字楼的16楼上班。写字楼摇动之初,我以为自己的内耳平衡器出了问题,但很快就传来地震的消息。我给四川的熟人们打去电话,有些接通了,有些没有接通,促使我按照那个年代的常见做法,为自己争取了参加报道的机会。之所以说这很常见,因为第二天从上海飞去成都时,飞机里除了医生,几乎都是记者。大约一周后,我回到家,进门后先脱下身上的衣服,将它们塞进一个大塑料袋,丢进垃圾桶,只留下了一双高帮的徒步鞋。很快,我又穿着这双鞋回到成都。两次四川之行带来的后果对我个人而言是深远的。行业性的紧张和快速行动的压力并不让人特别疲劳,我的情绪始终稳定,虽然精神上有挥之不去的压迫感,但很快意识到,这种压迫感并非全然来自社会意义上的愤怒以及职业挫败,而是有更深的个人根源:对生命随机性的困惑

随后很长时间里,这种困惑主导了我和朋友们的交谈。他们善意地向我演说各自关于事相演进及其原理的理解,让我知道类似的困惑在他们生活中出现的形式,以及他们最终如何(阶段性地)找到了克服困惑的出路。这类出路,大体可分为原罪和共业两种说法。原罪说可以平复个体对无端受难的本能愤怒:并没有什么真正无端的事情;终极的公义与终极的责任不可分割,而责任可以追究到人背叛了他们的创造者,他们因此受到的诅咒随着生命本身代代相传。但这种旧约式的雷霆之怒,后来被新约式的责任伦理所缓和,被动承受不幸命运的受难者也因此转化成精神和行动的主体——其间的关键在于,赎罪与施爱是一体两面,而爱之施予,既可以发生在个体之间,也可以发生在个体与群体、群体与群体之间,还可以深植于更为复杂的社会过程中。因此,对良善社会的寻求从一开始就与缓解个人精神紧张联系在一起,或者说,它们只是同一件事的不同面向或不同阶段。与原罪说不同,业力说将个体的道德困境转变为因果洪流中各种机缘的随机组合,在很大程度上,能够解除一个人在地震后的世界中感受到的罪感和耻感。

关于人与世界及道德感受的两种解说——让我姑且称前者为“罪与爱”,称后者为“缘与空”,造成了一种长久的心理矛盾。后者不能不让我想起小津安二郎的电影。小津的战时日记出版后,让我们窥见他作为文德斯口中“世界上最伟大的导演”的另一面,也就是他作为侵略者和士兵的一面。

在这一面中,小津的日常生活——如果行军和作战也算是士兵的日常生活,仍然保持着惊人的镇定,似乎千万人在厮杀中死去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道德震动。这种镇定后来发展成小津电影中真正独一无二的风格。在战后岁月中,小津年复一年从家庭这面镜子中观察日本社会的变迁,将其转变为节奏井然的视听叙事,刻画之深刻细致,几乎触达道德神经最敏感的悸动。然而,在这些描绘时代的烈风起于青萍之末的电影中,那些起身祝酒的男人(《彼岸花》)、吟唱能剧的男人(《秋刀鱼之味》)和坐在窗前摇扇子的男人(《东京物语》),每一个动作都很缓慢,带着毫无疑问的确定感,以及仿佛能牵动观众肌肉反应的身体性。不管面对的是何种命运,成功或失败,生或死,这些男人似乎都有坦然接受的决心和准备。甚至是在战争期间拍摄的电影里(《父亲在世时》),即将告别儿子的父亲在钓鱼时,体态和动作也保持着那种令人不安的稳定。这种处变不惊的反应模式,似乎是世说新语式的社会表演,或用小津自己的话说,乃是对无常的示现。通过对情节的抗拒和否定,通过对场景和人物细微举止的凝视,小津重复着無这一主题。無,或者空,并非否认生命作为物质性和空间性的存在,而是指这种存在没有不变的本性。在道德层面,这相当于说生命是在人和社会的尺度上展开的布朗运动:因果律将我们抛掷进轮回的进程,犹如花粉微粒落入水中,各自运动,不断碰撞,残忍却毫无目标可言。也许对临床精神分析医师来说,这种存在状态正是道德麻痹的征候。

上述心理矛盾导致,很早就困惑着我的知与行的矛盾不断增殖,变成知与知的矛盾,行与行的矛盾,知甲而行乙的矛盾,或知乙而行甲的矛盾。在缓慢辨析与难以抉择的时刻,我母亲却打来电话,问我能否收养震区孤儿。她在电视里看到很多孩子失去家人,情感受到强烈刺激,愿意(或者说决心)和我父亲将其中一个抚养成人。

我一时语塞,不知该怎么回答她。

时间兼具两种性质,既是周而复始的循环,又是不可逆的进程。循环的时间和不可逆的时间相反相成,构成了成年人生活世界的一个主要特征。离开大学后,我曾在一家新闻杂志工作,循环时间与人的行为模式之间彼此塑造的关系,最终使我从精神上变成一个成年人:被临时设置又不断清零重设的短期目标驱使着的人类。一年有52个星期,大约出版50本杂志,内容大体是对过去一周流行的各种新闻进行报道和评述,以及对一些长期存在(专业术语称之为缺少时效性)的社会现象,进行水平深浅不一的界定和描述,(无望地)试图将它们从社会意识的边缘地带推往过分拥挤的舆论中心。后者是我的主要工作。这项工作的目标是要说服读者,让他们相信自己看到和经历的世界无非表象,另有看不见的力量和规则在后台支配此表象世界的运作。听上去这份工作不但重要,而且不容易。毕竟,要认识并表述那些看不见的力量和规则,需要一些专门训练。用哲学家理查德·罗蒂的话说,将世界分为表象与实质,然后以某种方式透过表象发现实质,是从柏拉图到康德的认识论传统的核心假设。

但罗蒂补充说,新闻业不属于或者说不应当属于这个认识论传统,因为新闻贡献的主要是叙事,而叙事总是出自特定视角,也就是因人而异的。对罗蒂来说,新闻业的使命是让我们学会设身处地地考虑别人的处境和选择。然而,在实际运作中,新闻业受制于三重规则:政治规则、语言规则和出版周期,也即新闻业的时间规则。叙事和解释都是如此。

我感到自己投入到工作中的时间价值持续被削弱。新闻工作令人消沉。我很快陷入抑郁之中,为了逃避与同事和采访对象见面,不去上班,一起床就坐到电视机前,一只手机械地操作遥控器,在几十个卫星台和有线台之间来回切换。时间长了,整点新闻主持人的妆容与话语,与肥皂剧里十分面熟的演员扮相和台词,显露出某种粗俗的相似性,增加了我不由自主的生理厌恶。最后我勉强从沙滩椅上站起来,拉开窗帘,发现天色暗淡,一整天不知不觉就过去了。这让我对时间的性质产生了好奇。

一个通常的误解认为,当人们专注于某件事,往往觉察不到时间流逝,在恢复时间感知的那一刻,才会觉得时间过得比我们以为的要快。人的时间意识较之于时间的物理性质并不同步,这不难理解。也有一些度日如年的情形,时间像垂垂老者,跟在过度活跃的少年人背后,其稳定和缓慢都让人心焦。但人成年后总是觉得时间在加速,这和我们是否在从事喜欢的事情毫无关系。对成年人来说,即使我们不喜欢手上在做的事情,即使我们三心二意,可以在做事的同时维持对时间流逝的感知和监控,时间流逝的速度还是比我们以为或期待的快得多。就算什么都不做,感觉百无聊赖,也不会妨碍我们意识到时间在无情地流逝。问题不在时间本身,因为时间并无本身可言——也谈不上所谓快或慢;问题在于成年人习惯用特定方式度量时间,又在度量时间的同时自我麻痹、自我欺骗。

用来度量时间及其速度的那些概念、语言、技术和工具:年、月、日、星期、小时、分钟、秒、毫秒或微秒,未来、过去、现在、永恒、刹那及瞬间,此时、彼时、当时,之前和之后,将来与后来,日晷、沙漏、盘香或钟表,只是能指或模拟信号,随机而空洞。除非你为它赋值,否则时间什么都不是。而一旦你为时间赋值,就不但改变了时间,也改变了自己因为赋值让我们认识到时间和衰老一样,是不可逆的单向进程。为时间赋值,意味着死亡变得可见和可预期,意味着死亡这一事实不可避免要从其他事实中涌现出来。换句话说,时间乃是从时间意识中涌现出来的现象。时间意识既是自我意识,也是死亡意识。为时间赋值因此是恐惧的根源,而恐惧令人自欺。

这是个现象学命题:认知行为和认知过程会改变认知对象和认知主体。之所以要说这种现象在成年人的世界里尤其显著,是因为成长中我们经历的时间,也可以是另一种现象。在某个人生阶段,时间并非指向不可逆的衰老,而是停滞在某个空间中,如同空气这样不可见之物,你意识不到它的存在,无需考虑这一存在的性质,也无需以工具和符号去度量和标识其向度、长度和深度。在这个人生阶段,我们意识不到成长,也不知道成长乃是朝向死亡的不归路。当无知之幕落下,世界将以其粗粝的强度令我们感到震惊,但落幕的方式却大不相同。这影响了我们后来的人生,有时候决定了我们变成什么样的人。

于我,这个人生阶段结束于一出小小的社会戏剧。1980年代的某一天,母亲送我到外祖父母家,没有说什么时候来接我,就匆匆离去。我在表姐妹和表兄弟们之中度过了愉快的半天,直到发现太阳逐渐靠近西方山顶,即将没入山后,不禁焦虑起来。外祖父母家离我家不算太远,但我没有单独走过这段路。我自然记得母亲带我来时的路线:穿过国道和国道以北群山脚下的一些小村庄,随着地势逐渐升高,转入进山/出山的大路,再沿这条俯瞰水库的砂石盘山路,经过一两处山坳,便可望见一座石板桥。狭窄陡峭的小径从桥头右侧分出,蜿蜒上山,最后抵达外祖父母所在的小山村。这类山村的布局受限于山体的构成。砂石山体相对容易开辟出建筑基础,但巨大的岩体无所不在,使得低矮的房屋不能连片,村庄格局因此分割得零零碎碎。山村建筑呈现出多层梯状和点状的结合,家家户户紧靠山体,出门数步即下临深壑。平地很少,缺少构建庭院的空间,地形不支持修建那种建筑紧密相连、有着强烈内向视觉特征的防御性宗族村庄,这里也就缺少典型宗族村庄的生活方式和等级秩序。人们只能努力保证扩展家庭聚居在一起。外祖父和舅舅们生活的大屋因此连成一长片,坐落在山坡高处一块人工开辟出来的狭窄地基上,与左邻右舍都保持距离。大屋地基西边是一条狭窄的公共道路,东边是岩石(二舅舅家孩子多,后来炸开这片岩石,在离大屋几米远的地方,建造了自己的房子),北边茂密的竹林和次生林一直蔓延到山顶(三舅舅有孩子后,也离开大屋,在树林里建造了自己的家)。大屋虽然朝南,但光照不佳,因为对面高山遮挡早晨和上午的光线。到了下午,太阳逐渐移入西方的远山背后,这里就会沉浸在不断加深的灰色阴影之中,直到被黑暗和寂静完全笼罩。我的童年结束那一天,正是这种不断加深的自然界的灰色阴影,从视觉侵入内心,让我平生第一次产生了被遗弃的痛苦。

外祖父母和舅舅们生活的这片大屋不是一次建造起来的。事实上,随着舅舅们逐渐成家,房子一直向东侧延伸,以满足新婚夫妇单独居住的需求,并接纳不断增加的人口,最终形成了大屋的格局。外祖父母生养的孩子,最后成活下来六人,母亲行三,有两位哥哥和三位弟弟。母亲和舅舅们的亲密关系,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她的性别,因为她是外祖父母唯一的女儿,也就是大舅舅和二舅舅唯一的妹妹,以及三舅舅、四舅舅和小舅舅唯一的姐姐(他们的亲密关系自然而然延续到了我这一代)。相比而言,舅舅们共有子女十一人,其中八个是女孩,只有三名男孩。母亲和舅舅这一代人中,男女比例如此失衡,很难相信是自然现象。外祖父和外祖母是否有过更多女孩?她们遭受了什么样的命运?起作用的是残酷的自然之力,还是人为的结果?除了小舅舅年轻时和我做过一些推测,从来没有人公开探讨这类话题。等我懂得为母亲的命运捏一把汗的时候,外祖父、外祖母和大舅舅已经去世,他们带走了这个家族的许多秘密——在这个小山村里,这类秘密想必在很长时间里是人所周知的。小舅舅生于1962年6月,而大表姐生于1972年10月,相隔不过10年,家族内部的生育模式形成了代际差异。差不多在同一时期,中国历史也发生了断裂。此后数十年中,性别选择仍然存在,但性别选择的动力已从经济因素转变成了政策因素。可以肯定,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,这个家族的规模要大得多,而父母与子女相处的模式,也一定极为不同。

和我的父母相比,舅舅们宠溺子女的态度,曾让我深感羡慕。这种宠溺是他们的性格使然,与子女的性别无关。尤其是大舅舅对两位表姐的爱,在城市中子女较少的知识分子家庭中可能比较常见,但在乡村中显得很另类。我必须承认自己的记忆可能既不准确,也不公正,因为对表亲们的嫉妒不但是我在童年时代、也是我迄今体验过的最强烈的情感之一。他们自由自在,因为无人管束,性格显得松弛自如,很长时间里让我自惭形秽。我父亲是在我祖父缺席的情况下长大的,他把自己对父亲的心理需求强加给我,令年幼的我不堪重负。外祖父母家因此对我有着特别的吸引力。在那里,我可以远离父亲和他的要求。我可以翻看表姐们和表哥的书籍,虽然尽是些破旧的小人书或荒唐拙劣的传奇故事,但我确实享受到了无人干预的快乐。我可以上山、下河、爬树,做一些顽劣乡村少年想做和应做之事,无需担心受到谴责和惩罚。以正常人的眼光看,为这些事情受到谴责已然不可想象,惩罚当然更没有公正可言(后一点可能只有我自己这么认为)。恐惧可能导致驯服,也可能导致叛逆,但无论是驯服还是叛逆,都意味着着累累伤痕。在我的记忆(也许是想象)中,表亲们从头到脚都没有这种令人羞耻的创伤烙印,因此既不怕人,也不怕丢人。1980年代的那个下午,当我为母亲迟迟不来接我感到焦虑、愤怒和伤心的时候,恐惧就像外祖父家周围群山投下的阴影,将我笼罩其间。而那些完全不知恐惧为何物的人,比如我的表亲们,只是若无其事地建议我自己回家。我用一个孩子所能扮演的最轻松的表情,敷衍他们的意见,尽量拖延做出决定的时间,希望事情仍然会有某种转机。但最后我不得不接受现实:母亲不会来接我,没有任何人如我暗暗期待的那样留我过夜或送我回家,而自尊心阻碍我自己提出同样的要求。我没有选择,只能一个人面对突然变得陌生的回家的路。

二舅妈站在山腰目送我离去(我因此永远对她怀有一份区别于其他人的感情)。经过陡峭而乱石嶙峋的下山小径,我因为过分担心自己会摔下悬崖而感到十分紧张——事实上,我对那段路面非常熟悉,根本不可能摔下去。每过一会,舅妈就在身后喊我的名字,让我意识到她仍然在看着我,而我努力让自己在应声的时候不会哭出来。终于踏上出山的砂石路面,散乱的情绪波动便因趋于共振而变成一种微微的酸楚。那种酸楚几乎是物质性的,悬垂在胃和喉头之间,在食管(也许是气管)那里渐渐膨胀起来。只要迈过石板桥,很快就会转出山坳,从此脱离舅妈的视线。那一刻我唯一想做的事情是,回头看她是否仍然在原地。毕竟在那个时刻,她是我母亲的替身,她的目光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依恃的事物。但即便是那个时刻,我也知道回头毫无意义,便装出一切平常的样子,继续往前走去。道路转出两座峡谷的相接部,前方光景开阔起来,阳光重回视野,依依难舍的情绪就像脱下一件衣服,突然从我身上消失了。转过山坳之前,舅妈的声音仍在远处呼唤我的名字,仿佛来自一去不返的童年时代的一声回响。我没有回答,一直走出她的视线,那个名字于是消失在空气中。

回望来路⑨|赤土:循环

回望来路⑧|赤土:葬礼

回望来路⑦|赤土

回望来路④|小村与地理经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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